美国法院

　　认定瑞银集团逃税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地方法院6月19日认定，一个瑞银集团前雇员帮助一个美国房地产开发商逃税，涉及金额达2亿美元。据说，这个雇员为了帮客户逃税，甚至将在境外购买的钻石藏在牙膏里带入美国。根据美国的法律，他将被判处5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

　　法院的调查报告说，嫌犯及瑞银集团的其他雇员采取的逃税手法包括，帮助客户把财产转移到子虚乌有的海外基金和机构，鼓励客户使用美国税务机关难以监控的瑞士信用卡，把客户从瑞银集团的账户里提款的行为伪装成向瑞银集团借款，等等。根据瑞士与美国在2001年达成的一项协议的规定，美国公民在瑞士的资产所获收益应填入W-9表格申报，并缴纳占其收益28％的税款。但是，瑞银集团不仅对此置若罔闻，还指示其雇员继续为“不愿意向美国税务当局申报财产的美国客户”提供服务。美国司法部门认为，瑞银集团是明知故犯，而接受瑞银集团这类服务的美国富翁有2万多人，涉及资产约200亿美元。

　　瑞银集团诱骗投资者

　　俗话说，祸不单行。7月24日，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长安德鲁·科莫以“诱骗投资者购买拍卖利率债券”的罪名将瑞银集团告上法庭。所谓的“拍卖利率债券（以下简称‘拍’）“曾是投资市场上受到追捧的“创新金融产品”。从表面上看，“拍”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空手套白狼”，并可随时兑现的投资产品。其假设是，虽然这种借贷的利率较高，但因可随时出手卖给愿意出高价收购的投资者，因此原先的持有者一般不必支付高达20％左右的利息。但是，“拍”的诡秘之处在于，一旦市场对这种金融产品的需求萎缩，持有人就难以脱手，到期必须承担实际支付高额利息的负担。安德鲁·科莫出示的调查报告表明，瑞银集团在向投资者兜售“拍”的同时，其高管都将自己持有的“拍”清仓了。随后，在今年2月，“拍”的市场突然崩溃，全球5万名投资者损失惨重；他们持有的“拍”面值总计达250亿美元。安德鲁·科莫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架势，声称要为无辜的受害者讨回损失。

　　致命一击将来自德国

　　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损失380亿美元，自2007年7月以来在股市上缩水70％的瑞银集团本来已经千孔百疮了，近来又遭受上述两记重拳，真是有点摇摇欲坠了。但是，更大的威胁可能还在后面。据业内人士分析，对瑞银集团更致命的打击可能来自德国。

　　在今年年初闹得满城风雨的列支敦士登“逃税天堂”事件中，人们已经发现许多蛛丝马迹，表明瑞银集团也有帮助德国客户逃税的违法行为。但是，德国税务和司法机关当时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只有几万人口的蕞尔小国列支敦士登，暂时未触动在国际金融界势力较强的瑞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会姑息瑞士的不法行为。再说，事关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美元的巨额金钱，哪个国家会撒手不管呢？

　　人们认为，相对于大大咧咧的美国人，与瑞士人几乎是“同文同种”的德国人对瑞士金融机关玩的各种把戏更加心知肚明，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给瑞银集团致命的一击。现在，美国人已经出手了，德国人还会等待多久呢？

　　真正的背景

　　从表面上看，瑞银集团这次陷入困境似乎是由相互没有关联的个别事件造成的。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受理的案件是嫌犯对瑞银集团没有兑现对他的奖金承诺而心怀不满，同时想通过“自首”来逃避法律制裁，于是主动向法庭揭露瑞银集团的各种违法行为。“拍”案则是瑞银集团的少数高官利用内部信息牟取私利。但是，真正的背景可能不那么简单。

　　业内人士认为，国际金融业不少兼并案例的起因，往往是有关金融机构扩张过快，战线拉得太长，被竞争者抓住破绽而不得不束手就擒。瑞银集团目前的处境也颇为类似。在瑞银集团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觊觎其地位的竞争对手早已磨刀霍霍了。人们现在议论的话题是，当尘埃落定时，瑞银集团是否还能够全身而退？

　　两年前，当瑞银集团在美国市场大举扩张的时候（当时瑞银集团在美国的雇员超过3. 5万），就有人建议按照不同的业务将该集团分解成若干独立经营的金融机关，以免出现受局部牵连而陷入全军覆没的绝境。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去年11月，瑞银集团开始有危机意识，要求在瑞士总部的高管不要去美国出差，以免自投罗网。现在看来，瑞银集团的警觉来得太晚了。

　　和战略考虑的产物

　　欧元的设想刚出台时，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对它都不看好。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欧元将激化欧盟内部的矛盾，甚至导致战争的论断被媒体和专业人生广泛引证，欧元似乎在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被判了死刑。

　　按照经济学常识，要求经济情况千差万别的10多个欧洲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各国还必须把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交给独立的欧行，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更何况，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协调各成员国汇率政策而搞的欧洲货币体系就不太成功。面对猛烈的国际金融风波，欧洲货币体系未能帮助英镑和意大利里拉避免大幅贬值。

　　然而，对欧元的前景表示悲观的人们忽视的一点是，欧元是政治和战略考虑的产物，不能用任何纯经济理论来解释。欧元最初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提出来的，它的历史使命是要通过单一货币进一步促进欧洲一体化，从而防止欧洲国家不再因为由经济利益差异而产生民族矛盾而诉诸武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上，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推动力就是为了维护欧洲和平，特别是防止德国重新成为颠覆欧洲安全的军事大国。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是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其宗旨是统一控制和分配作为各成员国军事工业的主要成分——煤炭和钢铁的生产。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突然使欧洲各国看到德国的重新统一即将成为现实，往日的梦魇又开始困扰欧洲了。在19世纪中叶以后曾经三次受到德国侵略，两次沦亡的法国尤其不安。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为了阻止德国统一曾向戈尔巴乔夫恳求：只要苏联不从东德撤军，法国将向苏联提供比德国更多的援助。但是，密特朗的恳求被苏联拒绝。

　　据1998年2月德国《明镜》周刊披露，密特朗最后在与西德总理一对一的谈话中提出了“用马克换东德”的建议；即波恩放弃本国货币马克，同意采纳欧洲单一货币，从而将德国经济与整个欧洲经济融为一体，消除德国崛起后脱离“欧洲大家庭”，自行其是的隐患，法国则将同意东德并入西德版图。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尔接受了密特朗的建议。为此，科尔在1995年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强烈呼吁德国民众忍痛放弃有“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象征”美称的马克，采用前景不明朗的欧元。科尔强调，德国选择欧元，就是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选择和平。在法德两国的大力推动下，欧元启动时15个欧盟成员国有11个国家同意加入欧元区。

　　欧元经历了坎坷的历程

　　欧元诞生初期确实也不顺利。先是为制定欧元的“行为规范”，欧盟各国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各国为迁就德国政府和民众，不得不同意基本以德国传统的货币政策为蓝本而制定稳定欧元的各项指标。接着，德法两国又为了谁当欧行行长而明争暗斗，后来达成的妥协是先由荷兰中央银行行长杜伊森伯格先当两年行长，然后再由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继任。欧元诞生后不久，汇率一路走低，从最初的1．16美元比1欧元下降到0．86美元比1欧元，金融市场出现了抛售欧元的现象。欧元取代各国货币进入流通后，厂商乘机涨价，消费者怨声载道。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先前强烈主张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德国居然突破了稳定欧元的多项指标，使欧元的前景更加黯淡。而且，欧行的领导班子内部意见分歧，各个成员对外乱发议论，行长杜伊森伯格几乎成了有职无权的“光杆司令”。

　　麻烦还来自大西洋彼岸，美国对欧元也疑窦丛生：既担心欧元同美元争夺国际货币主导权，又担心欧元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促使欧盟从货币一体化走向财政一体化，最后形成防务一体化在内的全面一体化，欧盟成为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权”。有的美国媒体（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就惊恐地预言：一个欧洲合众国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人们对欧元的担心

　　没有成为现实

　　1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欧元的各种担心都没有成为现实。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成员国由最初的11个增加到15个，今年4月22日，欧元的汇率上升到1．6美元比1欧元。欧行的独立地位得到成员国的尊重，决策和运转机制健全了，对外以“一个声音说话”。由6人组成的欧行执行董事会的能力和效率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去年欧行在一天内就化解了欧洲货币市场供应短缺的危机。由于欧行坚持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美国次贷危机对欧洲的冲击迄今仍在可控范围内。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但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威胁，因为支撑美元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以及无与伦比的优势地理位置，都是欧盟所不具备的。

　　与此同时，令欧洲一体化的怀疑论者感到放心，而令支持者感到失落的是，欧元也没有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强大推力。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普罗迪倡议的“超国家经济机构”，没人理睬，欧元区各国的经济政策仍然各行其是，千呼万唤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仍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目前还令人欣慰的是，德国总算没有成为“军事巨人”，支持欧洲一体化还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头号重点。

　　欧元目前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

　　与过去的10年相比，欧元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加复杂。首先，新成员国虽然条件远未具备，但都要求加入欧元区。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毗邻俄罗斯的波罗的海三国似有必要吸纳，但是此门一开，就难以拒绝条件更差的新成员国。其次，面对世界性的通胀压力，欧元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在2％左右的难度更大了。

　　更艰巨的挑战是，欧元区国家间的经济状况差距扩大了。以单位劳动成本计算，如果假定1999年的欧元汇率是100，对于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德国来说，虽然欧元的汇率上升了，但是由于德国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欧元目前实际汇率低估了10％，对德国的出口有利，但又没有什么通胀风险。但是，对于国际竞争力较差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欧元目前的汇率却高估了20％至30％。近年来，连法国也感到欧元的坚挺难以承受。萨科齐总统已呼吁欧行降低欧元汇率，以刺激欧盟出口，但遭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反对，欧行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欧元的支持者希望，欧元目前所遇到的挑战只是“成长中的烦恼”，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欧元的成功对欧洲和世界经济都是有利的。

　　看来，提高煤在能源消耗中的地位，在欧洲既有普遍性，也是一项长期政策。

　　针对民众和环保组织的担心，包括意大利埃尼尔公司在内的有关能源企业都强调，它们新建的燃煤电厂都采取了清洁煤技术。对此，环保人士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燃煤电厂可有效减少烟灰颗粒、二氧化硫和一氧化二氮的排放，但是对截留和处理产生温室效应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仍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发达国家大多将燃煤电厂产生的温室气体收集后灌入地下洞穴。埃尼尔公司采取的也是这种方法。

　　专家认为，这种办法不仅成本很高，而且有难以预测的风险。首先，必须寻找到适合储存温室气体的地质构造，并且要由地质专家去周密检测和必要的施工修补；其次，一旦因检测不周、施工质量问题或其他原因造成气体泄漏的话，很可能发生严重的灾难性事故。埃尼尔公司说“希望”将在2020年前最终解决温室气体的处理问题，那至少此前还是不得不把温室气体灌入地下洞穴里。因此，奇维塔韦基亚的许多居民获悉这个消息后就整天提心吊胆。人们传说，埃尼尔公司能够从政府获得建设许可证的原因，是承诺向当地医院提供昂贵的医疗设备和进行了“其他的公关活动”。对于公共机构的清廉一直受到舆论质疑的意大利来说，这种传说可能有一定根据，但是政府相对比较廉洁的德国和英国也在大兴土木地建设燃煤电厂，其中想必有更深的原因。

　　最显著的当然是经济原因。近10年来，世界市场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节节攀升，当前的石油价格已突破每桶120美元大关。虽然煤价近几年也翻了三番，但是与石油和天然气相比还是相当便宜。更为重要的是，欧洲许多国家煤的蕴藏量都很丰富，以前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既便宜又比较“干净”，欧洲各国才大幅度减少煤的挖掘和消耗。现在面对价格高扬的石油和天然气，再加上自从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决定逐步放弃核电或不再建设新的核电站，欧洲各国重新“发现”燃煤电厂的价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的专家还指出，尽管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欧洲势必大幅增加煤炭进口，但是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操纵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在煤炭出口方面世界市场上还没有类似的卡特尔组织，因此欧洲国家的煤炭进口受制于人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能源问题从来都是战略问题。欧洲现在的动向或许是西欧二战以后第三次重要的能源战略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第一次能源战略调整是把能源消耗的重点从煤炭转向石油和天然气，特别是逐渐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在上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大幅提高石油价格、使用石油武器惩罚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和中东地区陷入长期动荡以后，西欧开始了第二次能源战略调整：逐步增加了从前苏联的能源进口。在80年代，西欧曾为是否应该从前苏联大量进口天然气与美国里根政府吵得不可开交。美国指责西欧“饮鸩止渴”，西欧辩解说，作为能源供应地，前苏联比动荡的中东可靠。到目前为止，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所消耗的25％以上的天然气（主要用于发电）来自俄罗斯。

　　然而，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能源扩大对外影响和谋求大国地位，特别是2006年年初对乌克兰挥舞“天然气大棒”以后，欧洲国家认识到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危险性。据瑞典防务研究所统计，从在1992年至2006年，俄罗斯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能源武器的次数达55次。而爱沙尼亚政府说，仅在2007年一年内，莫斯科就有41次以中断能源供应为要挟，向有关国家提出政治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不得不另谋出路，其中包括把视线转向自己脚底下的煤矿。据说，欧洲蕴藏的煤储量足够开采200年。这是欧洲一笔巨大的战略资产。

　　分析家们由此还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欧洲的这一动向是否意味着世界能源市场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呢？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能源的生产方（或输出方）与能源的需求方（或进口方）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应该有必要的相互妥协和协调，以实现双赢。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石油和天然气是可替代的产品。如果输出方把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提得太高，进口方就可能通过开源节流来减少进口，这对能源输出方也是不利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最大的能源输出国——沙特阿拉伯为了维持“适当高的”石油价格，一方面在国内维持30％的剩余生产力，以便在必要时平抑国际能源价格，另一方面经常“劝说”有的石油输出国不要因短期的考虑而一味抬高价格。

　　然而，现在世人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失控般地飞涨，另一方面最大的能源进口者之一的欧洲开始认真考虑调整能源战略了。这一变化的意义不可小觑。

　　共决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性特征，其宗旨是通过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来协调劳资关系，特别是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德国有关法律规定，职工人数在5人以上，且其中3人拥有（职工代表）被选举权资格（年满18岁和在本企业工作满6个月）的企业，都需设立包括职工代表的监事会（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董事会；德国企业董事会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经理层）。监事会成员分别由企业股东大会推选和劳方委派。监事会主要职责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并监督董事会执行业务。

　　监事会内的职工监事，除了像资方监事一样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重要的决策，还要关心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务。例如，监督企业对有关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条例、集体合同等的执行情况，对企业的设备更新、人员调配等提出咨询和建议，参与对工时、报酬、休假、劳动保护、职工培训等问题的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共决制是德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和德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成果，虽然它远不是能够让德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理想制度，但它对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有作用的，因而对协调德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对德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劳资矛盾也日趋尖锐，对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在德国深入人心。德国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开始思考如何缓解紧张的劳资关系。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主张“国家通过爱国主义的纽带将其成员结为一体”；政治家卡尔·格奥尔格·韦奈尔布莱歇等提倡改革企业内部制度，建立“经济联邦主义体制”，以“劳资对等”组成的劳动组织管理生产过程。一些德国企业主尝试建立“劳资共决组织”。“莱茵纺织大王”奎林·克龙组建“劳动者阶层福利中央委员会”，让工人参与储蓄、养老等基金会管理。纽伦堡的印染厂主卡尔·德根科尔布创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委员会”，以“维护与执行工厂规章和协调争端”。

　　1891年，德国政府颁布的《工商业法修正案》规定，2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使之在劳动章程修订方面具有咨询权。此后，为了“保持职工内部以及劳资关系的和谐”，德国又出台了一些法律，使共决权制度渐具雏形。二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也将其纳入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并延续至今。

　　近年间，正是这项对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存在的意义，正受到某些方面的猛烈抨击以及极大的质疑。打着“改革”旗号的人士认为，共决制使德国企业决策困难，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应对迟缓，也难以通过减少雇员或压低工资应对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强大竞争。还有人认为，共决制不利于德国引进外资，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赋予工人及其代表如此多的权利，某些外资为此对投资德国望而却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对共决制最沉重的一击却是来自以“工人代表”自居的那些职工监事。大众汽车公司腐败案的主角就是公司工会主席和监事会成员之一的克劳斯·福格特。据检察官指控，福格特曾以“奖金”和“其他不适当的方式”所接受的贿赂高达250万欧元。事实上，调查结果表明，福格特所挥霍的公款远远不止这些。

　　据检方提供的证词，福格特是“非常慷慨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为招妓支付高额小费和贵重礼品。为了取悦一个巴西情妇，福格特为她在德国购买了豪华别墅和高级轿车。当然，福格特的“慷慨”是因为大众汽车公司在背后全额买单，这甚至包括还为他的情妇支付每季高达2.3万欧元的“工资”。

　　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官发现，大众公司监事会里的所有职工监事都有从公司获取巨额“奖金”的记录：每年大众公司都会给这些监事发放100万欧元以上的“红包”。查明的受贿数额只有250万欧元的福格特大概不是捞钱最多的职工监事。更令人吃惊的是，据大众公司在捷克的斯科达分公司的前人力资源经理舒斯特的妻子说，为职工监事在内的高级管理层安排“性旅游”或豪华购物游，在大众公司是习以为常的。当公司内的这些大人物“出差”时，大众公司还为他们提供“伟哥”，“以壮行色”。大众公司唯一希望那些职工监事“回报”的是：“不要妨碍公司的经营”。据德国媒体披露，这实际上也是许多德国企业内部实行的“潜规则”。

　　现在的问题在于，本应主持公道和维护法律尊严的德国司法部门似乎也“默认和接受”了这样的“潜规则”。福格特在为自己辩护时，除了强调“没有索贿”（言下之意是“不拿白不拿”），还振振有词地辩解：自己“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看来，他完全忘记了他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是法庭也没有驳斥他的无理狡辩。在福格特的辩护律师对判决结果预计乐观时，失去职工监事保护的德国工人只有大感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