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是欧盟政治

　　和战略考虑的产物

　　欧元的设想刚出台时，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对它都不看好。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欧元将激化欧盟内部的矛盾，甚至导致战争的论断被媒体和专业人生广泛引证，欧元似乎在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被判了死刑。

　　按照经济学常识，要求经济情况千差万别的10多个欧洲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各国还必须把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交给独立的欧行，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更何况，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协调各成员国汇率政策而搞的欧洲货币体系就不太成功。面对猛烈的国际金融风波，欧洲货币体系未能帮助英镑和意大利里拉避免大幅贬值。

　　然而，对欧元的前景表示悲观的人们忽视的一点是，欧元是政治和战略考虑的产物，不能用任何纯经济理论来解释。欧元最初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提出来的，它的历史使命是要通过单一货币进一步促进欧洲一体化，从而防止欧洲国家不再因为由经济利益差异而产生民族矛盾而诉诸武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上，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推动力就是为了维护欧洲和平，特别是防止德国重新成为颠覆欧洲安全的军事大国。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是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其宗旨是统一控制和分配作为各成员国军事工业的主要成分——煤炭和钢铁的生产。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突然使欧洲各国看到德国的重新统一即将成为现实，往日的梦魇又开始困扰欧洲了。在19世纪中叶以后曾经三次受到德国侵略，两次沦亡的法国尤其不安。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为了阻止德国统一曾向戈尔巴乔夫恳求：只要苏联不从东德撤军，法国将向苏联提供比德国更多的援助。但是，密特朗的恳求被苏联拒绝。

　　据1998年2月德国《明镜》周刊披露，密特朗最后在与西德总理一对一的谈话中提出了“用马克换东德”的建议；即波恩放弃本国货币马克，同意采纳欧洲单一货币，从而将德国经济与整个欧洲经济融为一体，消除德国崛起后脱离“欧洲大家庭”，自行其是的隐患，法国则将同意东德并入西德版图。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尔接受了密特朗的建议。为此，科尔在1995年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强烈呼吁德国民众忍痛放弃有“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象征”美称的马克，采用前景不明朗的欧元。科尔强调，德国选择欧元，就是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选择和平。在法德两国的大力推动下，欧元启动时15个欧盟成员国有11个国家同意加入欧元区。

　　欧元经历了坎坷的历程

　　欧元诞生初期确实也不顺利。先是为制定欧元的“行为规范”，欧盟各国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各国为迁就德国政府和民众，不得不同意基本以德国传统的货币政策为蓝本而制定稳定欧元的各项指标。接着，德法两国又为了谁当欧行行长而明争暗斗，后来达成的妥协是先由荷兰中央银行行长杜伊森伯格先当两年行长，然后再由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继任。欧元诞生后不久，汇率一路走低，从最初的1．16美元比1欧元下降到0．86美元比1欧元，金融市场出现了抛售欧元的现象。欧元取代各国货币进入流通后，厂商乘机涨价，消费者怨声载道。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先前强烈主张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德国居然突破了稳定欧元的多项指标，使欧元的前景更加黯淡。而且，欧行的领导班子内部意见分歧，各个成员对外乱发议论，行长杜伊森伯格几乎成了有职无权的“光杆司令”。

　　意大利最大的能源企业埃尼尔公司宣布，将在意大利中部的滨海城市奇维塔韦基亚建设一座大型燃煤电厂。5年后，燃煤电厂所生产的电力在该公司发电总量的比重将增至50％，而意大利全国能源消耗对煤的依赖程度也将从目前的14％提高到33％。除此以外，近年来欧洲各国已决定建设的燃煤电厂大约有50座，它们建成后的使用寿命将长达50年。连拥有丰富北海油气资源的英国也决定在肯特郡建设一座燃煤电厂，这将是英国在完全放弃烧煤发电以后建设的第一座燃煤电厂。

　　看来，提高煤在能源消耗中的地位，在欧洲既有普遍性，也是一项长期政策。

　　针对民众和环保组织的担心，包括意大利埃尼尔公司在内的有关能源企业都强调，它们新建的燃煤电厂都采取了清洁煤技术。对此，环保人士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燃煤电厂可有效减少烟灰颗粒、二氧化硫和一氧化二氮的排放，但是对截留和处理产生温室效应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仍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发达国家大多将燃煤电厂产生的温室气体收集后灌入地下洞穴。埃尼尔公司采取的也是这种方法。

　　专家认为，这种办法不仅成本很高，而且有难以预测的风险。首先，必须寻找到适合储存温室气体的地质构造，并且要由地质专家去周密检测和必要的施工修补；其次，一旦因检测不周、施工质量问题或其他原因造成气体泄漏的话，很可能发生严重的灾难性事故。埃尼尔公司说“希望”将在2020年前最终解决温室气体的处理问题，那至少此前还是不得不把温室气体灌入地下洞穴里。因此，奇维塔韦基亚的许多居民获悉这个消息后就整天提心吊胆。人们传说，埃尼尔公司能够从政府获得建设许可证的原因，是承诺向当地医院提供昂贵的医疗设备和进行了“其他的公关活动”。对于公共机构的清廉一直受到舆论质疑的意大利来说，这种传说可能有一定根据，但是政府相对比较廉洁的德国和英国也在大兴土木地建设燃煤电厂，其中想必有更深的原因。

　　最显著的当然是经济原因。近10年来，世界市场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节节攀升，当前的石油价格已突破每桶120美元大关。虽然煤价近几年也翻了三番，但是与石油和天然气相比还是相当便宜。更为重要的是，欧洲许多国家煤的蕴藏量都很丰富，以前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既便宜又比较“干净”，欧洲各国才大幅度减少煤的挖掘和消耗。现在面对价格高扬的石油和天然气，再加上自从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决定逐步放弃核电或不再建设新的核电站，欧洲各国重新“发现”燃煤电厂的价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的专家还指出，尽管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欧洲势必大幅增加煤炭进口，但是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操纵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在煤炭出口方面世界市场上还没有类似的卡特尔组织，因此欧洲国家的煤炭进口受制于人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能源问题从来都是战略问题。欧洲现在的动向或许是西欧二战以后第三次重要的能源战略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第一次能源战略调整是把能源消耗的重点从煤炭转向石油和天然气，特别是逐渐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在上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大幅提高石油价格、使用石油武器惩罚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和中东地区陷入长期动荡以后，西欧开始了第二次能源战略调整：逐步增加了从前苏联的能源进口。在80年代，西欧曾为是否应该从前苏联大量进口天然气与美国里根政府吵得不可开交。美国指责西欧“饮鸩止渴”，西欧辩解说，作为能源供应地，前苏联比动荡的中东可靠。到目前为止，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所消耗的25％以上的天然气（主要用于发电）来自俄罗斯。

　　德国北部城市不伦瑞克1月15日突然吸引了大西洋两岸众多媒体的关注视线：该市的法庭这天正就2005年曝光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腐败案再度举行听证会。此案涉及德国经济界一些重量级人物——德国最大国有企业大众汽车公司的多名高层管理人员，案件的“八卦”细节经新闻记者生花之笔的渲染，早已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经久不衰的话题；德国颇有特色的共决制居然成为腐败分子以权谋私、巧取豪夺的工具！

　　共决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性特征，其宗旨是通过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来协调劳资关系，特别是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德国有关法律规定，职工人数在5人以上，且其中3人拥有（职工代表）被选举权资格（年满18岁和在本企业工作满6个月）的企业，都需设立包括职工代表的监事会（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董事会；德国企业董事会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经理层）。监事会成员分别由企业股东大会推选和劳方委派。监事会主要职责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并监督董事会执行业务。

　　监事会内的职工监事，除了像资方监事一样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重要的决策，还要关心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务。例如，监督企业对有关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条例、集体合同等的执行情况，对企业的设备更新、人员调配等提出咨询和建议，参与对工时、报酬、休假、劳动保护、职工培训等问题的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共决制是德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和德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成果，虽然它远不是能够让德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理想制度，但它对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有作用的，因而对协调德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对德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劳资矛盾也日趋尖锐，对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在德国深入人心。德国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开始思考如何缓解紧张的劳资关系。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主张“国家通过爱国主义的纽带将其成员结为一体”；政治家卡尔·格奥尔格·韦奈尔布莱歇等提倡改革企业内部制度，建立“经济联邦主义体制”，以“劳资对等”组成的劳动组织管理生产过程。一些德国企业主尝试建立“劳资共决组织”。“莱茵纺织大王”奎林·克龙组建“劳动者阶层福利中央委员会”，让工人参与储蓄、养老等基金会管理。纽伦堡的印染厂主卡尔·德根科尔布创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委员会”，以“维护与执行工厂规章和协调争端”。

　　1891年，德国政府颁布的《工商业法修正案》规定，2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使之在劳动章程修订方面具有咨询权。此后，为了“保持职工内部以及劳资关系的和谐”，德国又出台了一些法律，使共决权制度渐具雏形。二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也将其纳入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并延续至今。

　　近年间，正是这项对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存在的意义，正受到某些方面的猛烈抨击以及极大的质疑。打着“改革”旗号的人士认为，共决制使德国企业决策困难，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应对迟缓，也难以通过减少雇员或压低工资应对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强大竞争。还有人认为，共决制不利于德国引进外资，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赋予工人及其代表如此多的权利，某些外资为此对投资德国望而却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对共决制最沉重的一击却是来自以“工人代表”自居的那些职工监事。大众汽车公司腐败案的主角就是公司工会主席和监事会成员之一的克劳斯·福格特。据检察官指控，福格特曾以“奖金”和“其他不适当的方式”所接受的贿赂高达250万欧元。事实上，调查结果表明，福格特所挥霍的公款远远不止这些。

　　严格说来，这项改革计划其实非常有限，仅仅打算把精神疲乏症患者所享受的有补贴病休时间限制在3个星期之内。所谓精神疲乏症患者就是那些自诉感到精神紧张、焦虑或压抑的人们。据说，去年瑞典全国享受有补贴病休的人数中33％至40％是这一精神疾病的患者，同其他的患者一样，他们的补贴约为原正常工资的80％。其他欧洲国家往往规定享受福利补贴的病假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但是，瑞典对此没有限制。因此，“确诊”得了精神疲乏症的患者休“病假”长达5至6年的为数不少。

　　然而，瑞典政府宣布了改革计划后，当地报纸的言论版和因特网立即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当然，发出反对声音的人大多是现行规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闻风而动，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声嚷嚷，尽管他们的既得利益不见得合理，而其他的民众一般不会予以反驳，因为对“精神病人”斤斤计较似乎有失厚道，人们只能三缄其口，欲言又止。正是在这样貌似一面倒的舆论压力下，瑞典政府不得不搁置了拟议中的改革计划。分析家认为，这一事件对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势将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因为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改革拖延越久，今后付出的代价越高。

　　大多数到过瑞典的外国人都会对这个国家优渥的社会福利制度印象深刻。在那里，除了有许多国家常见的失业救济、住房补贴、养老金、带薪休假、免费医疗，还有很多外国人匪夷所思的社会福利。

　　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是英国工党政府引以为傲的。可是，英国卫生委员会最近公布的一份震动了英国社会的调查报告却抖出了其中的大败笔：为了工党政府的这一“政绩”，英国民众居然付出了包括宝贵的生命在内的巨大代价！

　　那份报告称，对发生在英国南部两所医院的强致病性芽孢梭菌大流行的调查表明，在2004年4月和2006年9月期间有1176个病人在这两所医院感染了芽孢梭菌，此后有345个病人死亡，其中约有90个病人确诊为上述细菌感染直接导致死亡。现在，英国警方正考虑是否要对这一事件立案，以进行刑事犯罪调查。

　　曾是英国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全民免费医疗体制，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是债台高筑，医疗服务质量低下，急症候诊时间一般为4个小时，手术等候时间常常长达1年以上。标榜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工党在1997年大选时就把改革医疗体制列为竞选的主要议题之一。布莱尔当时那句“拯救英国医疗体制只有24个小时了！”打动了不少选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党是打着“改革英国医疗体制”的旗帜进入唐宁街10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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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世界银行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认为，东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难以持续，因为这些国家都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熟练工人匮乏，人口老龄化过快。据预测，到2025年东欧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有的国家（如斯洛文尼亚）的人口平均年龄将高达47岁。布拉格政府预计，到2030年捷克将短缺40万劳动力。世界银行认为，有的国家情况更加严重。例如，匈牙利的劳动力人数将减少60万，而格鲁吉亚的总人口到2025年将减少五分之一。这一人口发展趋势不仅将使东欧在劳动力方面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这些国家的经济还将难以承受庞大的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会福利的支出。

　　造成东欧严重的人口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大批居民向西欧迁徙。在历史上，东、西欧本来是连为一体的，各国社会文化的差异很小，经济发展程度也比较接近。二战前的捷克经济比法国还要发达，人均收入在欧洲名列前茅。当时的欧洲各国居民大多能够自由来往。有些国家之间的交通几乎像市内交通那样便捷。例如，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居民白天到相隔仅几十公里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上班，晚上到维也纳看戏都是习以为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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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投入使用的希思罗机场最初像英国其他大机场一样由军方管理。1965年工党政府通过“机场管理法”，决定将包括希思罗机场在内的许多机场交给政府部门———英国机场管理局（BAA）经营。1986年，英国政府对BAA实行私有化，BAA由政府部门转变为企业，第二年BAA公司上市，成为股份企业。原来是政府管理机构的BAA不仅摇身一变成为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而且变成了控制伦敦全部三个国际机场和英国其他许多机场的大型垄断企业，一举成为英国、乃至世界机场经营业内的“巨无霸”。

　　从那时开始，麻烦就不断来了。虽然出入希思罗机场的航班和旅客不断增加，但是BAA公司只顾赚钱，对航空公司和旅客的合理需求不闻不问。希思罗机场设计能力是年接纳旅客4500万人，但现在已经达到了年接纳旅客6700万人，超出设计能力将近50％，可处理行李的系统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古董。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BAA公司多年来不仅没有投资扩建候机楼和建设新跑道，反而投巨资扩建庞大的购物区，明显地是想把候机厅里容纳不下的旅客赶到商场去，如此精明的生意经招来英国舆论一片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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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这似乎不是问题，萨科齐本人就是法国最大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的主席，他曾经一再称自己崇尚自由企业制度。但是，入主爱丽舍宫不到100天，萨科齐政治面目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他组建的第一届内阁中有好几位著名的左翼人士，他最近要求欧元贬值、将法国经济困境归咎于欧盟的规章制度、认为竞争不符合欧盟特性、反对市场经济的“专制”、主张继续资助靠国家财政度日的法国名牌企业等言论与左派如出一辙。有的欧洲媒体因此而引述经济学家的话说萨科齐是“说右派的话，干左派的事”。

　　欧盟官员本来希望信奉市场经济的法国新总统能够像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复兴法国经济。因为，对整个欧盟经济来说，如果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经济也能够焕发活力的话，法德两大发动机就能把困顿多年的欧盟经济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欧洲一体化也会获得更多的发展动力。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欧洲经济较好的时期，也是欧洲一体化发展较快的时期。

　　一些脑筋灵活的学者已经感到，引经据典地分析萨科齐的经济政策主张和言论以判断他信奉的是哪家经济学，未免太书生气了，因为在政坛混了几十年的萨科齐首先是个政治家，他在谈论经济问题时心里想的一定是它们的政治价值。许多年来，萨科齐从不隐讳他对爱丽舍宫宝座的向往，因此他所关心的议题，包括经济议题，都必须为这个政治目标服务。在这方面，萨科齐既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也是善于出奇制胜的战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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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最近的预测，今年欧元区GDP增长率将达到多年未见的2.4％，高于被人们习惯性地看好的美国（2.1％）。长期拖欧元区经济后腿的德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4％。而去年秋天，德国五大经济所公布的预测还认为今年最多只能增长1.4％。对于因担心经济过热而在1967年立法规定经济增长率不能高于4％且早已进入所谓 “后工业化时代”的德国来说，这一个百分点的差别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事实上，今年首季德国按年度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已达到了3.6％，几乎接近了法律规定的增长上限。

　　与此同时，德国经济某些久治不愈的痼疾也出现了有所缓解的迹象。例如，严重的失业，在施罗德政府执政后期，德国的失业率和失业人数曾分别达到11％和500万人以上，今年4月降到了9.2％，失业人数为近5年的最低水平。德国联邦劳动局局长费朗克·于尔根6月初预测，失业人数在今年的10月和11月可能降到350万人以下，从而创造近12年来的最佳记录。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德国制造业居然罕见地出现了订单猛增，工厂应接不暇，工业生产凸现“瓶颈”的情形。据慕尼黑的伊福经济研究所统计，目前德国机械制造业的开工率已达93％，为近15年来的最高记录，几乎实现了满负荷运转。德国工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库尔特·德默尔认为，德国工业目前所面临的情况类似于“德国重新统一时期”；当时东部各联邦州经济重建造成对资本货物的需求猛增。专家们因此估计，德国制造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多年未见的投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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